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漯河母亲寻女24年走访千余城市 途中共施舍20万

【导语】:董翠英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就快要走不动了。越来越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让她的脚疼得不能挨地,指头也变形得像枯树枝,10年前被发现的白内障早就需要手术。晚上路灯昏暗的马路上,她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,却在车门上摸索半天也找不到门把手在哪里。但是为了丢失的智障女儿,24年来她随时准备着下一次出门。

  24年,她寻访县级以上城市1000多个,找到许多有智力障碍的人。虽然没找到女儿,但每次她都会为他们留下至少50元钱,有时还会再买一袋水果。

  她不记得自己送出了多少钱,当地媒体替她算了一笔账,总数约20万。如今,这个曾经在当地一家医院当领导拿高工资的人已无积蓄。最穷困的时候,连续10天身上没有一点儿钱,连棵青菜都买不起。现在65岁的老太太每天晚上去市人民医院做护工,几乎一夜不眠可以换来100元的报酬。

  她准备,攒够2000块钱,再出发。

  以家乡河南漯河为中心,董翠英找女儿的路向四面八方延伸。她记得自己最北到过河北张家口市,最南去过广州,七次下湖南,在安徽一呆就是七、八个月。几乎每一次,只要听说哪个地方有年龄相仿的不明来历的智力障碍或精神病患者,她抓起一套换洗衣服就出门。女儿刚丢失的那几年,晚上的一个梦,都能让董翠英从床上爬起来,凌晨两三点出门,然后蹲在汽车站等着跳上六点半的第一趟班车,赶往梦里出现的地方。

  但大部分时候,董翠英都是独自踏出位于农贸市场后的家,再孤单单地走回到家门口那条狭窄冰冷的水泥路上。

  只有一次,放学回来的二女儿杨洁,听见巷口的邻居说,母亲是带着人回来的。觉得一定是姐姐被找到了。飞奔回家却见到一个“根本不像姐姐”的精神病女孩儿,还穿着姐姐的衣服。这才知道,那是母亲在安徽看着可怜领回家的。

  这让杨洁既失望又有些生气。精神病女孩儿在家里大哭大闹,但董翠英并不介意,还准备“一直养着她。”半个多月以后,因为自己常年外出寻女无法照顾,才把这个女孩儿送走。

  “看到她们我就想起我女儿,也不知道她在外面怎么样……”说着说着,董翠英的眼泪就流了下来,但在眼周皱纹的阻挡下,泪滴挂在那里迟迟下不来。

  丢失的女儿董杨华,是董翠英的第一个孩子。出生时窒息时间过长,造成了大脑发育不全。董翠英带着她从武汉跑到南京,再到北京,所有人都劝她放弃,“治不好了”。

  女儿走失时,董翠英的小儿子刚刚降生。还没等产后完全恢复,她就偷偷溜出医院,到火车站、商场毫无目标地逢人就问。只用了半年时间,她接近二尺五的腰围,就变成了二尺一左右,“瘦脱了相”。

  1989年,女儿董杨华在家乡漯河市走失时,只有17岁,而现在,当年身高1米6的女孩儿已经变成41岁的中年人,但董翠英坚持认为,只要自己见到,就一定能认出她来。虽然可凭借的,只是她小时额头上一个豆大的伤疤,屁股上的一块胎记,以及走失时穿着的绣着自己名字的粉红色的确良内衣。

  漯河的铁路四通八达,董翠英家,就在铁路旁住。她记得女儿小时候看着轰隆隆驶过的火车,嚷着要坐车,就觉得她一定是被火车带到了什么地方。于是,她到火车站托列车乘务组的人打听,几年下来,通过漯河的十几趟列车上的人她都认识。有时候,她也跟着列车南下,挤不上车就让丈夫把自己从车窗攒进去,车上没座位就在座位下铺一条破被单躺着。在一张火车票的票面有效期内,董翠英在每个县的火车站都下车,贴广告,打听消息,然后改签车票,继续前行。

  很多时候,走在寻女路上的董翠英,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地。火车不通换汽车,汽车不方便就骑自行车。从漯河到周口,六十多公里的路,董翠英从早上六点骑到下午一点,累了就坐路边休息休息,饿了车筐里有出发时带的馒头。几年时间,她换了三辆自行车,“不是脚蹬子坏了,就是链子断了”。

  在城市,她沿着道路的电线杆走,每根杆子上都贴寻人启事,“数着电线杆子,每天晚上走十五到二十里路”,在农村,骑不了自行车的时候,就靠两只脚走,“每天平均走五十里路”。

  有时,她走的路程,会远远超出预算。一次辗转到江苏徐州时,她身无分文,在街头快要晕倒。幸亏路边小店的一碗面条和车站站长的同情,她才踏上回程。

  可这并不妨碍她把自己的钱给别人。在河南许昌,她曾进入一户人家,这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娶了一个被拐来的智障女人。当时正值冬天,女人刚生完孩子,赤身裸体躺在一张破凉席上,身上的薄被子黑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和民警一起进屋的董翠英是被人拖着出来的,回家后躺了十多天才缓过来。

  “看到那些人,就是要上三天饭也想要给他们一点儿,”董翠英说,“好歹,我还有一身脂肪可以消耗两天。”

  有一次,她看到一个小伙子在冬日里赤露着上身在路边行乞,正要施舍,却被二女儿拦下。

  “这些都是骗子,不信我现在拉着你去看看,这边你给他钱,那边他就去饭店吃去了,比你吃得好,比你穿得好!”年轻的二女儿深谙社会上的行骗之术。

  但董翠英不听,最后还是去路边的商店花了70多块给小伙子买了一套保暖内衣,让他穿上,然后,又给了几元钱。她记得,那套保暖内衣是红色的。

  “他是骗子我不管,可这会儿在我这儿就是个乞丐,我就说这会儿的事儿。”董翠英告诉二女儿。

  在安徽停留时,董翠英还认下一个有小儿麻痹后遗症的义子,但见面第三次后,这位做药材生意的义子就提出来资金紧张,想借点钱。当时,身上带了五千元的董翠英,立马拿出了三千元左右给了他。这时,她甚至还不太了解这位义子的详细情况。

  “我都不知道她认了多少干儿子干闺女。”二女儿杨洁苦笑着说。

  为了寻找女儿,年轻时做过“学习毛著积极分子”的董翠英,也开始求神拜佛,还从湖南“请”回一个观音像。但是,相比神灵,她更信奉好人有好报的传统说法儿。

  在一次拜神的路上,她看见路边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乞丐,有趴在地上举着破碗的残疾人,有拉着弦子的盲人。她原本准备投进神殿功德箱的零钱,都进了乞丐的破碗。起初是每人给一块,后来是每人给五毛,三十分钟不到,二百五十元钱就全部分完,可她拜神的路才走了不到三分之一。

  但“神灵”并没有让董翠英的路走得更顺利。

  1997年一个周一,在当地读大学的17岁的儿子从突然从学校回来,取了东西以后又出门。正在家里准备热干面和鸡腿的董翠英没有察觉到丝毫异样,却在几个小时后,从电话里知道儿子已经服毒。后来她才听说,孩子自杀是因为在学校被老师“甩了两耳光”。

  “都说好人有好报,可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!”说到这里,董翠英再也把持不住,失声痛哭。她没有要学校的赔偿,“娃死都死了,啥赔偿都不要,让娃走得安心”。

  她说自己不会拿儿子的命换钱,可再次出发时,她还是会带够给别人的钱。

  除了靠自己的力气,她说她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施舍和捐助。因为患有低血糖,有时候她在外面实在饿得没力气,会跑进饭馆要一碗吃的,但即使没钱付账,她也要留在那里做一天工,偿还饭钱。在当地媒体报道了她的事情后,有人曾提出捐助她,但她想也没想就拒绝了。

  她不愿麻烦别人,即使对于摆放在堂屋的观音像,她也会嘟囔,“哎,知道你在湖南都是吃辣椒的,跟我来这儿委屈你了。”

  她把所有的痛楚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,甚至一起住了十几年的街坊,都不知道她这些年寻女的遭遇。行走在漯河市时,董翠英黑色的大衣紧紧裹着身体,头发被烫成一缕一缕的大波浪,高跟鞋踩得嗒嗒响。如果从外表看,很难想象她承受的苦难,但是二女儿杨洁记得,自己几乎每个月都要铰掉母亲脚上厚厚的茧子,“有差不多一厘米厚,都在前脚掌”。

  在路上,她遇到过各种险情。一次冬天在河南舞钢,身形肥胖的她掉进路边的沟里,挣扎几次都爬不上去,终于爬出来后躲进麦秸堆里暖和了好一阵才缓过神来,“差点没死了”。

  董翠英并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继续走路。医生住院的要求,她置之不理。在那条走了24年的路上,她越走越着急。

  甚至,回到日常生活里,她也不愿有一刻停留,就连买菜,她都只挑没人等的摊位买,节省时间。有一次,饥饿让董翠英走进路边一家面馆,发现前面还有两个人在等候,刚坐下的她立马就走,低血糖却让她差点倒在门口。

  董翠英颇为严肃地说,“如果哪天停下来,那我也就妥了。”

  董翠英明显感觉到了身体发出的警报。有时候,进了人民医院的大楼,她站半天都想不起来,自己护理的病号在哪个床位。还有一次,有人请她到“市里最好的酒店”吃饭,她问了三次,都没找到厕所在那里。

  就在那栋结构奇怪的楼里,董翠英迷路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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